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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报:打工春晚: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admin  发布日期:2015-2-12 16:06:21

    2015年打工春晚: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时间:2015年02月03日 09:59来源:中国青年报

    崔永元和6岁的孙一聊天,自掏腰包给孩子发了红包。实习生 周婉娇/摄

    来自广东的非典街舞团,主要由90后打工者组成。实习生 周婉娇/摄

        摘要:在微博上,主持人崔永元为2015年打工春晚寄语:“没有我们,城市会冷清,有了我们,每一座城市都变得生动。我们家在乡村,告别父母,既为自己的梦想,也为城市的繁荣。泪水吞下,汗水依然在飞。响起来,响起新工人捍卫尊严的掌声。2015,打工春晚,回望一个群体奋斗的背影。”

        “你是梦想家吗?”小区布景的舞台上,一个穿白衣的厨师问道。

        戴着大檐帽的年轻保安,坐在台阶上小声回答:“我2010年来北京,一晃几年过去,‘梦’没了,就剩‘想家’了……”

        全场爆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有些观众的表情有几分沧桑,又有几分唏嘘。

        这是2月1日2015打工春晚的北京录制现场。它是目前唯一一台全国性的由基层劳动者自编、自导、自演的春节联欢晚会,致力于表现全国3亿打工者的真实生活和心声。

        这是第四届打工春晚,由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和北京工友之家联合主办。它的表演者来自台湾、深圳、东莞、苏州、沈阳、北京等地,大部分观众也都是请假赶来的打工者。

        “80后”厨师和“90后”保安的打工春晚之旅

        在小品《我要上打工春晚》里扮演厨师的,是“80后”的安徽亳州人杨华。

        实际上,他是北京市委党校后勤部的一名凉菜师傅。舞台上,他穿的厨师装就是每天的工作服,手里用来“吓退”保安的道具,也是自己工作时用的菜刀。

        小品里,厨子深夜到小区排练节目,和保安上演“猫捉老鼠”。但得知厨子要上打工春晚,保安连忙要求带上自己:“保安怎么啦?我来自农村,一个月2000块,兜比脸干净,一不坑爹,二不啃老,三不拜金!”

        演保安的河北衡水青年解胜凯,生于1993年。当保安也是“本色出演”。

        2006年来北京之前,杨华在阜阳话剧团学过表演,练过快书,跑过龙套。带着“表演梦”到北京后,杨华先是去节目现场当观众,后到相声剧团打杂,干些检票、搬桌子、递话筒的杂活儿,靠打零工为生,没有固定工资。

        在剧团,一得空,杨华就在后台偷偷学习舞台表演。在后台,杨华认识了带着“相声梦”来打工的解胜凯。“80后”和“90后”一见如故,成了表演上的搭档。

        2007年,杨华找到了厨师的工作,“吃住都在单位,解决了温饱问题”。为了配合杨华,方便练习,解胜凯就到月坛公园干起了保安。

        每天下了班,他们就在附近的小公园免费“登台”,公园的垃圾桶就是他们的桌子。

        “夏天时,常遭蚊子叮,我们一边集中注意力投入练习,一边还得赶蚊子。”遇到过路人问路,两人只好打断排练,一个一个耐心地指完路,再接着练。也常有在公园里散步的老大爷,被表演吸引驻足,不时哈哈大笑。

        在小公园排练的经历,后来被他们写进作品中,名为《不容易》。他们的十多个作品,大都是基于他们的真实生活。

        为了让表演更接近生活,“有依据,能立得住”,杨华和解胜凯在生活中苦练观察力。

        做菜的空档,杨华就在厨房的玻璃前观察吃饭的人。周末逛街时,碰到商场里发生了争执,杨华就凑过去观看冲突的过程。即便是挤地铁,他也“多留个心眼”,学习每个人说话走路的神态,碰到有趣的事情就记下来。

        聚光灯下,厨子和保安组成的“厨暴安良”组合,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但现实中,解胜凯由于排练节目,多次缺勤,不久前被解雇了。他的保安服是杨华找保卫处的同事借来的。

        不久前,“厨暴安良”组合刚刚上过安徽卫视的“超级笑星”节目,在复赛后遗憾出局。杨华3岁的女儿由在老家工作的妻子照料,平时无法相伴。女儿看了电视,在电话那头说:“爸爸真丑。”

        杨华现在每周上6天班。每周二下午,他会到一所中学,为相声班的孩子上一个小时课,偶尔也接一些商业演出,收入仍然不高。解胜凯失业后去了剧团,专职表演,偶尔也做婚礼主持。

        上过大大小小的舞台,杨华始终觉得,打工春晚的舞台是最特别的。

        “在这里表演,我感觉很亲切、高兴,一点束缚都没有,表演时特别放得开。别的舞台和这里相比,就像是普通朋友和亲人的区别。这里都是打工者,我自己也是个小人物,特别亲切。”

        杨华的一个同学在北京经商,颇为殷实,多次邀他经商。但这个厨师从没想过改行。“每个人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就是一代伙夫,一边打工一边表演,现在的生活就挺好的。”

        青年打工者之梦:穿梭于两个角色间

        即便在打工春晚的表演者中,陈汉让的“草根范儿”,仍格外突出。

        两个油漆桶、两个塑料桶、1个垃圾桶、两个钢碗和1个平底锅,是他的全部“乐器”。平底锅是其中最长寿的,陪伴了他1年多的时间。其他“家当”都是他为了打工春晚,专门从废品站淘回来的“新品”。

        他所在的“桶子鼓乐队”,原本由6名街头歌者组成,如今只剩下鼓手兼主唱的他和贝斯手黄永灵两人。

        灯光亮起,陈汉让挥起手里的小木棒,用力击打着脚边他视若珍宝的“乐器”。铁皮油漆桶被他敲出了凹痕。

        原本是贝斯手的黄永灵改弹了吉他。戴着五角星鸭舌帽,这是他的“标志性打扮”。他们闭着眼睛,大声唱《飞翔》:“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我梦想的起航。如果我有翅膀,我就会去飞翔……”

        同样来自广东的,还有“非典街舞团”的李鑫和覃泽保。

        除了队长李鑫生于1989年,站上打工春晚舞台的其他5人都是“90后”,来自广东东莞4家不同的工厂。来广东之前,李鑫在四川老家做了4年理发师。

        生于1995年的覃泽保是广西人。初三一毕业,就随父母在广东打工了,“年龄不够,我用哥哥的身份证混进了工厂”。

        他们白天在流水线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凑到一起排练街舞。这次为了上打工春晚,16个成员都向厂里请了假,最终却只有6个人请到了假,来到了北京。他们盼着主办方能开具证明:“带回去,让厂里以后支持我们参加这样的活动,方便以后请假。”

        台上台下,有的演员判若两人。

        李金铭一亮嗓,台下许多人的眼睛都亮了。舞台上,一身专业民族歌唱家打扮的她,其实是一名电器销售员。

        她给打工春晚带来的是《美丽的心灵》:“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姑娘驾驶清洁车,晨风吹动着你的衣襟……”这是一首赞美清洁女工的老歌,朱逢博、李谷一等著名歌唱家都演绎过。

        李金铭在演唱时,被误认为是著名歌手,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但在拾起自信之前,她度过了漫长的10年。

        1987年生的她,来自河北沧州的乡村,从小就喜欢唱歌。“还在上初一时,学校唯一的音乐老师有事,就让我挑大梁,替她带三个年级的音乐课。”

        2001年,14岁的李金铭被某音乐学院录取,但她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她的爸爸是一名乡村小学老师,每个月只有300元工资,妈妈下岗,还有个小自己6岁的弟弟。家里的土房子是用芦苇和着泥吊的顶,一到下雨天就会漏水,“屋里跟种蘑菇一样”。

        女孩学音乐的梦想就此中止。2005年,李金铭一家一家地借钱,凑了300元,便独自背着行囊到北京打工。“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也为了追梦。”

        打工快10年的女青年,记不清楚换过多少个职业,搬过多少次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饭店服务员。我从没下过馆子,连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被同事嘲笑过。”

        “在大钟寺卖过手机,在高碑店当过业务员,在万寿路做过电话销售……”她数的不是顺口溜,而是一段段打工者的青春经历,“为了跑业务,我曾经沿着王府井到东大桥的商店做宣传。没有交通工具,只能自己拎着两大袋印刷品,一家一家地跑。”

        当时北京地铁只有1号线、2号线,在没有公交车的深夜,这个女孩儿就默默走上1个多小时,“腿着回家”。

        3个月前,李金铭刚搬离丰台区西四环的一间平房。由于常年住在阴暗潮湿的小房间,李金铭的腰已经开始疼痛。“住过8个人一间的地下室,酒仙桥160元一个月的平房,睡过靛厂新村1米多宽的小床……最多的时候,一年搬四五次家。”

        有了一点积蓄后,李金铭帮父母重修了房子,帮助弟弟读大学,也重新捡起了唱歌梦。2013年,她自费开始学习美声和民族音乐,还报了英语课,“学费是分期付的”。

        现在,她的日子分成“6:1”。每周的6天,她在朝阳区一家电器城卖电视机,当唯一的休息日来临,她就赶往北四环外学唱歌。偶尔有朋友介绍一些演出机会,“大部分在晚上”。她换下工作服,便匆匆前往,站上某个宴会的小舞台。

        接到打工春晚的邀请时,李金铭刚刚病愈,欠下数万元债务,生活并不轻松。但这个28岁的女子仍有梦想:“唱歌让我越来越自信了,等还完钱,我要买架钢琴,学学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得时刻准备着。我想上舞台,让更多的人认识我。”

        “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三次主持打工春晚的崔永元身边,还有两名笑容灿烂的女主持。她们不是名人,都曾是我国南方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女工。

        来自安徽的王福菊,和来自甘肃的丁丽,都生于1988年。“在流水线上的状态,特别像一个零件、一台机器。”两人不约而同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2002年,只有14岁的丁丽辍学,跟着姐姐到深圳,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流水线上80%的工人都是女工,因为女工温顺听话,做事也特别快。”

        “当时的深圳还分关内和关外,关内公园、广场等免费设施,都需要暂住证才能进入。我们没有证。有些人打工十多年了,连城里都没去过。”

        丁丽不知道,远在北京的同龄人王福菊,却是主动选择了做她的“同行”。

        2008年,当时还在念中华女子学院大二的王福菊,大胆地决定:“休学。”“因为当时比较迷茫,就想通过休学寻找人生目标。休学时,我在北京的工友之家做义工,对工人群体也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就决定以后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她毕业后,选择了到南方工厂当一名流水线上的女工。

        “我大学学的是社保专业。要想真正了解工人的状况,就必须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必须成为一名工人。”

        在做了一年产业工人之后,王福菊选择了跳出这个行业。“每个车间都会有线长督工,可工人干得越快,布置下来的生产指标就越多,工人的负担就越重。我们都是两班倒,回到宿舍也见不到其他工友,根本没有人际交流。再干下去,我真怕自己抑郁了。”

        但对丁丽而言,她却一直渴望有王福菊这样“念书的机会”。城市的“拒绝”,也让她灰心:“城市始终没有接纳我们,打工者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太多了,我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

        现在,她俩都成了专职义工。

        “很多人提到打工者,就会把他们和讨薪、维权画上等号。真实的面貌被遮盖,外界看不到我们健康、积极的一面,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丁丽说,“我们开展了‘最牛女工’的公益活动,就是要让女工站出来说话,展示女工正面、多元化的精神面貌,我们自己有发言权!”

        为了普及《劳动法》知识,丁丽和同事们带着自己创作的歌曲,走访了很多新工业区。每到一处新地方,工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走这些《劳动法》册子与知识传单。

        “这是义工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丁丽自豪地说。

        她没想到自己会当上打工春晚的主持。“我有点担心,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工,主持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得还真不多。但我想把女工的声音传递出去,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证明打工者也有能力干好主持!”

        王福菊觉得这个舞台“很朴实,也很温暖”。“参演的每一位演员都是以真实身份出演的,每一个节目也都反映了他们在打工过程中的真实遭遇,以及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这一届打工春晚,将于春节期间通过网络播出。

        在微博上,主持人崔永元为这个劳动者的舞台寄语:“没有我们,城市会冷清,有了我们,每一座城市都变得生动。我们家在乡村,告别父母,既为自己的梦想,也为城市的繁荣。泪水吞下,汗水依然在飞。响起来,响起新工人捍卫尊严的掌声。2015,打工春晚,回望一个群体奋斗的背影。”

    [责任编辑:陆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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