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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从打工春晚看新工人群体的困境
    作者:admin  发布日期:2015-2-16 17:41:32

    从打工春晚看新工人群体的困境(图)

    2015-02-15 03:57:00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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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FP供图

    春节临近,大年三十之夜人们总会把目光投向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这个犹如国家仪式的盛大晚会,尽管每况愈下,但依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每年的春晚,都会有若干个节目是讲述打工者、进城农民这些新工人群体的故事的。尽管这些节目本质上是有一定的情感关怀,但仍不够接地气。
    庆幸的是,还有“打工春晚”能够让这些新工人群体真正地展示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2月1日,2015打工春晚在北京录制,也将会在春节期间网络上全程播出。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担任2015打工春晚的男主持,两位女主持人是从报名的一线女工选拔出的。打工春晚是由基层劳动者自编、自导和自演的春节联欢晚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为此,南都专访了打工春晚创办者孙恒,围绕着打工春晚,以及这个春晚背后的新工人群体生存境况、社会结构性的制度问题等展开交谈。


    打工春晚:为工人发声搭建平台


    南都: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为什么会想到专门给打工者举办一台自己的春晚?这个想法和您的个人经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孙恒: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所在的地方叫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它是东五环外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本地的村民有1400多人,外地的工友有两万多人,2005年我们在这个村子办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叫同心实验学校。每年春节的时候很多工友回老家,但也有很多工友回不了家,所以每年除夕的晚上我们就会组织不回家的工友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一起看春晚。2012年的时候,与几个朋友发现,央视春晚演的东西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每年看的时候挺没意思的。于是就想,我们也有很多原创的节目,也有自己的小剧场,条件也都具备,干脆办一场我们自己的春晚,组织社区里不回家的工友,热热闹闹地过一个自己的春晚,大家一拍即合。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工人艺术团,有几个节目,社区的工友们也自发组织了一些节目,然后就组织社区不回家的工友举办了一台春晚。条件很简单,当时整个装饰花了大概有500块钱,几百块钱简单装饰了一下,买点灯笼什么的。但是之前我做过崔永元老师的节目,我就在网上和他说我们想办这样的春晚,有没有可能请他来做主持人,没想到他就很爽快地答应了。所以那一年也因为崔永元老师来,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我们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结果那一年有几十万人在网上看我们这个春晚,大家反应也都比较好,全国各地有很多工友知道后和我们联系表示也要报名参加我们的春晚,鼓励我们、支持我们继续办,今年是第四届。


    南都:之前有人办过山寨春晚,然后就被封杀了。打工春晚这四届办下来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孙恒:没有,还是比较顺利的。举办第二届的时候,我们得到团中央的支持,舞台就搬到了团中央大礼堂。去年和今年,我们也得到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朝阳区文化馆的大力支持,所以去年和今年是在朝阳区文化馆小剧场举办的。而且第二届、第三届还得到了陕西农民卫视的参与支持,我们的节目连续两年在全国电视台卫星电视播出。

    打工春晚承担着一个社会角色,即通过文艺的方式来表达工人群体的现实生活和心声诉求,这些诉求很难通过一般媒体去报道。所以我们认为通过文艺节目来表达,其实是在促进工人和政府、资方、社会各界的交流与沟通。


    南都:打工春晚很大的功能是丰富新工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展示他们自己。底层群体本身很少有发声的渠道,打工春晚是一个很好的发声渠道,但是别的渠道相对较少,你觉得这种情况以后会不会有所改变?


    孙恒:我认为应该是有越来越多的途径了。相对10年以前,有些方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比如说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的工友会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网络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我觉得打工春晚可以连续办四届,并且得到政府官方的支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相对于今天的劳资矛盾和社会问题来讲,相对于身后的3亿打工群体来讲,仅仅依靠打工春晚远远是不够的,它只是一个开始。


    南都:在这其中,你会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代言人的角色吗?


    孙恒:我从来不这样认为,甚至是反对这种“代言”的。因为代言本身就意味着对别人话语权的剥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社会、政府、公共舆论空间应该保障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群体有畅通的表达途径。我们办打工春晚,更多的是为了搭建一个平台,而不是要去代言。

    阶层固化阻碍新工人群体上升


    南都:我发现打工春晚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年青一代的。相对于他们的父辈,即流动人口的第一代来说,第二代各方面的状态有怎样的区别和变化?


    孙恒: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代也就是改革开放80年代出来打工的,他们进城目标就是打工赚钱,再回去生活,是过客心态。但现在中国有1.5亿80、90后的新生代打工青年,从主观上说,他们更愿意接受城市的生活,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和主导的。从客观上说,回农村的条件越来越窄,身边很多孩子在城市出生、长大,他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社会交往资源完全城市化。但现在所谓的城市化更多的是一种利益上的、资本上的城市化,较少考虑外地的打工人群。现在中国有近3亿的流动打工人群,他们一方面回不去农村,另一方面不被城市包容接纳,当金融危机来临,经济形势不好时,他们会在城市大量失业,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代工人群体与父辈相比,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和公民意识,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城市的过客,渴望留在城市。现在年轻人之所以权利意识觉醒,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城市工作近10年就已经回不去了,于是他们要考虑养老和失业这些与他们的现实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


    南都:像你们这样的一线工作者,与这个群体接触比较多,新工人群体对于这样的问题有怎样的认识呢?


    孙恒:他们还存在幻想,刚刚出来打工的,或者刚刚从技校毕业出来的进入工厂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可以从基层员工干起,有升职的空间。但调查研究发现,有工友想去做生意,但创业后会发现各个行业基本上都是饱和的,创业的空间越来越小。再者,比如说搞个店面,像我们皮村有很多工友开服装店,服装行业的竞争很激烈,和网店相比,他们开实体店赚的钱大部分都是交房租了。比较积极的工友会学个技能,争取更好的待遇。


    南都:据您了解,我们国家对这方面(技能培训)有没有支持呢?


    孙恒:很少。我发现国家政策都是一些支持微小型企业的政策优惠,前些年我还听说过对工人做一些城市融入的技能培训,但这些拨款钱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很多的工友都是被拉去充个数,效果并不怎么好。


    南都:从另外一个层面看,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急缺技术工人,产生用工荒。在您看来,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得到解决以使双方都能得到好的发展?



    孙恒:我觉得这是社会责任的问题,是应该由政府和企业来承担的。工人作为劳动者,工厂需要劳动者,那么这些工人的技术培训应该是由具体的政府教育部门或者企业来承担。中国真正缺的是技能工人和综合素质高的工人,但工人的教育不能让工人自己去解决,国家要想提高劳动力整体的素质,就应该从政策、税收方面加大对整个工人群体的职业教育,甚至要鼓励民间机构。我们自己办了一个工人大学,但根本争取不到任何政府的资源支持。而企业不想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只想要更合适的工人。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南都:我有些疑问,现在数量庞大的新工人群体是否有一种阶层认同,或者说是形成了一种阶层团结意识呢?


    孙恒:我觉得现在还不能称之为一个阶级,我问过很多工友,他们现在巴不得逃离工人群体,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另外,工人缺少组织化,没有自己的组织。市场化之下最起码应该有一个劳资协商谈判的机制,缺少这个形成和谐劳资关系的机制。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实习生 刘婧
    netease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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