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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狐评论:从女工到女主持:打工春晚上的“反抗”
    作者:admin  发布日期:2015-2-16 17:46:27

    从女工到女主持:打工春晚上的“反抗”

    2015-02-14 20:46:35

    来源:搜狐网 作者:闫小青

    这是一场特殊的春节晚会——舞台上,主持人崔永元坐在中央,与观众们唠起家常,身旁是两位全新的女搭档。

    丁丽和王福菊,这两张陌生的面孔,才更像是这场春晚的主角。

    和剧场里大多观众和演员一样,现实中,他们是煤矿工人、爆破工人、炼钢工人、铁路工人、建筑工人、酿酒工人、服装女工——他们是打工者,是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里被忽视的边缘人。

    2015年2月,属于打工者们的“打工春晚”举办到第四届。主持人崔永元说,这是一场打工者的联欢,更是打工者发出声音的舞台。

    “我的青春就在满是机器的世界里默默盛开……”——那他们歌声,也是他们的人生。作为主持的丁丽和王福菊觉得,站上这个舞台,她们是在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反抗。


    舞台上的“反抗”


    “九十年代我去南方打工的时候,工作特别好找,只要觉得不想干了,我就跳槽,不过跳来跳去,老板都一样地黑——加班儿是常事儿,有毒有害不用保护,我们是流水线上的机器。”

    舞台上,女演员表情严肃,做起流水线工人的机械重复的动作,令人压抑的机器声随即响起。

    看着小品《四十年女工梦》在前台演出,站在幕布后的女主持人丁丽,已经哭成了泪人儿。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机器声,她开始发现,舞台上的一切,几乎是自己在东莞打工生活的翻版。

    再次走上舞台,丁丽脸上的妆有些花了。与她搭档主持的崔永元将一切看在眼里:“女工跟男工处境还是很不一样是吧?”

    “恩,很不一样的。”丁丽没能平复心情,只能用点头的频率来表达赞同。

    “其实崔永元老师问我的那一刻,我恨不得把一肚子的话全都倒出来。”第一次担纲大型晚会主持人的丁丽,说自己其实并不擅长文艺。成年之前,她在甘肃、深圳打工四年,此后她转投公益为工人服务,成为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女工小组的组长。

    “唱歌会跑调、上台就紧张”。看到打工春晚招聘女主持人的时候,她却第一时间拉上身边几个女工一块儿报了名。“想把女工的声音传递出去,证明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丁丽说,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

    平日的工作里,丁丽在公益组织就常常鼓励女工站出来说话。为了鼓励更多的工友也去参加,她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千字文,题目就叫《我要参加打工春晚女主持人竞选》。

    总导演许多已经是第四年参与打工春晚的筹备,他看到丁丽的竞选文章,开始欣赏这个女孩儿:“这已经是打工春晚的第四个年头,我们就是要表现全国3亿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和心声,但很多工友不会表达,甚至忘了表达,打工春晚的作用就是启发更多的人去表达。”

    面试的时候,丁丽这样告诉许多:“只要提到打工者,外界总会给我们贴上讨薪、维权、素质低等标签。真实的面貌被遮盖了,我们健康、积极的一面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这席话为她成功争取到了主持人的岗位。

    她主持的另一位搭档,同样在工友服务机构工作的陈福菊,也是这样结缘“打工春晚”的舞台,但在她看来发声只是“反抗”的第一步。

    “现实生计所迫,工人们可能忘了思考、忘了表达,但当把生活的东西搬到舞台上,就不再是无意识的接受,而是有意识的思考,甚至是反抗。”

    竞聘的时候,王福菊打动导演许多的一句话正是——“主动表达就是工人权力意识的第一步”。


    舞台下的“现实”


    现实生活中,丁丽和王福菊都曾是工厂里的女工。她们看重这场晚会,因为“舞台上的一切就是现实的翻版”。

    正如王福菊所说,“这场晚会是一把武器”——而她的第二步是要改变工厂的现状,让工厂不再是只有机器的世界。

    “院里的桃树开了花/小狗狗也长大了/爷爷的牙齿掉光了/我的裤子又短了/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离开村子那么久,你们想家吗?”舞台上,一首《想爸妈》的童声合唱让台下观众潸然泪下。

    后台的王福菊几度哽咽:“那些场景都太真实了,真实的好像微不足道,却是那样触动人心。”“在工人的层面,实际情况不会因一台晚会改变,但是却能让更多人看到问题的存在”。

    王福菊本来是一名学习社工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她做出了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选择——放弃可能的工作机会,找出自己的高中毕业证,到东莞的一家工厂应聘成为一名测压工,和工人们成为战友。

    “测压工要做些什么?”崔永元问坐在身边的陈福菊。

    陈福菊举起一只手做着从机器上拔下插头的动作,另一只手假装按下按钮,“就是这样,拔下来、按下去”。崔永元让陈福菊带着全场人一起做拔下来、按下去。动作看起来滑稽,很多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陈福菊说,“每天重复这个动作十个小时”。场下安静了。

    回想那一刻,陈福菊很感谢崔永元,她觉得这个简单的动作让更多人更理解流水线上的工人。

    在她工作生活过的那家电子厂,每天早上,工友们排好队听完拉长(负责生长线运作的管理人员)训话,王福菊就开始对着测压仪控制按键。下工前,拉长再一次训话后,王福菊就回到宿舍,累得倒头睡去。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都会超过八小时,王福菊却不敢抱怨。她知道,不加班根本无法养活自己——没有人觉得这不正常,也更没有人反抗。

    王福菊翻看那一年写下的日记,根本不敢相信那时候的自己心情有多压抑:“流水线上的生活节奏太快,眼前都是积压的货物,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一个人在机器旁的时间长了,感觉自己也快变成了机器。”

    2011年6月,女工王福菊已经几乎没有了自己的人际圈子,朋友也都断了联系,“我真怕自己抑郁了”。她不得已离开工厂,加入蓝衣公益服务中心,又成为机构负责人。

    因为曾经的打工经历,她深切体会到精神生活匮乏的可怕,决意把“蓝衣”变成东莞的打工者文化家园标地。她相信,“打工春晚”同样能让外界了解到工友们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让更多的人重视工友的内心世界。


    “现实”比“舞台”更戏剧


    “也许有一天我自己的故事也会被搬到舞台上。”

    归乡的火车上,甘肃姑娘丁丽看着家乡满眼黄土的高岗,终于放下了“主持人”的紧张感,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当她回到现实,故事里除了一贯的执拗,却多了更多无助和彷徨。

    2002年,只有14岁的丁丽跟着姐姐来到深圳,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在她的记忆中,那时候的深圳还分“关内”和“关外”,“关内”的一些免费设施,需要暂住证才能进入。于是,有很多年,没有“身份”的丁丽连城里都没去过。

    “不光没有身份,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工友都不知道我的真实名字呢”。初到深圳时,丁丽尚未成年,她只能用姐姐的身份证进工厂打工。

    那时候,她总是早早完成自己的任务,跑到其他姐妹的生产线上去帮忙。她嗓门很大,聊得开心就哈哈大笑,气得“拉长”跑过来骂人。

    性格开朗的她却开始在流水线上看到最深的绝望。提起这段往事,她不再嘻嘻哈哈:“你去问随便一个女工,她一定月经不调。”

    流水线工人上夜班是常事儿,平时拉长要规定上厕所的次数,而保护措施的缺乏也让他们直接遭受着化学品的毒害。

    丁丽曾亲眼见到一个喷漆工在岗位上流产。如今已经是三岁孩子母亲的她,还记得那个工友脸上绝望的表情。她觉得,那个表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去改变。

    直到某一天,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深圳一家为工友服务的公益机构——她开始幻想“总有一天,要改变工厂的制度”。

    于是,身材瘦小的她,开始带领工友去找老板讨要工伤赔偿;嘻嘻哈哈的她,开始劝导受到侵害女工友走法律途径维权……公益组织评选“最牛女工”,她就找各种机会宣讲,让更多人了解女工的真实形象。

    “打工的命运,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但不公却不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丁丽不希望自己的命运延续到下一代,不希望《四十年女工梦》的故事成为现实。只是,当她自己回到自己的现实,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原本固执的她却开始为未来忧心。

    有一次,儿子问住了丁丽,“妈妈,我的家在哪?”

    丁丽哭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儿子。她和丈夫的学历不高,无法在深圳落户,光是住处,他们三年搬了七次。

    城市的“拒绝”让她心灰意冷:“城市始终没有接纳我们,打工者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太多了,我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

    因为拿不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她的儿子上幼儿园要比同班的孩子多交两千块钱,将来上公立学校也将受到影响。

    但固执的丁丽却拒绝去开这个证明。丁丽说,因为计生部门要求她放宫内节育器才能拿到证明——这让从事女工权益保护工作多年的她觉得:“这是对我权利的漠视,我无力反抗,却不能顺从默认”。

    春节前,丁丽回到了甘肃山区的家乡。手机信号很差,她却执拗地站在院子里给记者打着电话,抓住所有机会表达女工们的内心世界。

    大风吹得声音模糊了,她就一遍一遍地重复。

    被风吹得模糊的,还有丁丽的“反抗”。提起那张让她抗拒的“生育证明”,丁丽说:“我不确定,将来我会不会为了儿子上学而妥协”。

    (责任编辑:杨磊)原标题:从打工妹到女主持:打工春晚上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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